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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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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悼念恩师

(2012/9/17 15:32:13)

    8月下旬听到江老师住院的消息后,原本8月26日准备到北京看望江老师,买票前听外地去医院看望江老师的师弟廖永安说江老师不让我们外地学生去看他。为让江老师安心养病,决定过几天去北京看江老师。于是与师弟赵秀举约定开学以后择日一起去北京看江老师。9月12日傅郁林信息告知江老师住进危重病房,心中非常着急,秀举跟师母说我们准备去北京看望老师和师母,师母还是不让我们去北京。我与秀举商定这回不听师母的,决定周五(14号)上午乘坐同一次高铁分别从上海和南京上车去北京看望江老师,下午到达北京后,我们直奔北医三院,两点半到达医院后等待三点后的探视,三点不到,师母和她女儿小红师姐也来探视,师母还责怪我们这么远赶过来。探视只能一个一个进去,小红师姐探视出来后,说江老师昏迷了,我不太相信,估计江老师是睡着了,等我进病房探望江老师时,我叫几声江老师,江老师没有任何反应,医疗仪器上显示心跳较快,呼吸急促,我感觉情况非常严重,走出病房,眼泪夺眶而出,但又不能让母看到,只好避开师母视线擦干眼泪。师母也知道情况严重,说很欣慰我们两个外地学生能够见上江老师最后一面,并让我赶快打电话给熊跃敏,让熊跃敏再来见江老师最后一面。

    周六(15号)早晨七点二十三分接到傅郁林短信,告知我医院来电话说江老师不行了,她去接师母,让我和秀举直接去医院,并让通知师门兄弟姐妹。我还以为医院在进行抢救,哪知道到达医院后,看到的是最坏的情况。令人有一丝安慰的是,江老师走得比较安详。

    虽然江老师走了,但江老师给我们的弟子的关爱、江老师的人格魅力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在江伟老师七十岁的时候,我有幸成了他门下的博士生。那时,江伟老师还亲自给硕士研究生上课,并常常会骑着一辆带有两根横杆的男式自行车去学校教室,听江老师说,这辆自行车是从香港买的,这辆比较特殊的自行车伴随了江老师几十年。人大静园20幢70多平米的江老师家成了我读博期间经常向江老师请教并聆听江老师教诲的地方。入江门以来,尽管江老师已经七、八十高龄,但他仍然时刻关注民事诉讼立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的发展动态,并笔耕不辍,引领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江老师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理论研究对立法和司法的导向作用,并以此要求博士生。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针对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可能出现的误区,为使我国民事司法改革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江老师要求我撰写当时理论界和实务界尚较陌生的法官释明权的文章,在江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一文,并与江老师合作发表在《诉讼法论丛》第六卷上,该文指出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总体上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我国应当确立法官释明权制度。现在关于法官的释明权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几乎人人皆知了,在本世纪初,江老师提出这一问题,足见江老师敏锐地发现问题和睿智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记得2001年在与江老师商量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江老师对“裁判请求权保障——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这个题目一锤定音,江老师说这是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开拓性课题,多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没有充分关注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关系,没有将裁判请求权保护作为民事诉讼法理论的指导原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与运作没有将裁判请求权保护作为最高理念。这与全球普遍加强人权保障的时代潮流不符,与民事诉讼宪法化的全球趋势不符,也与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不符。江老师要求我从宪法的高度研究民事诉讼法,充分关注和研究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利,为我国的民事司法改革和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理论指导。这足见江老师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发展高瞻远瞩。博士研究生毕业10年了,江老师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务实的研究风格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

    江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予弟子循循善诱的指导,而且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记得有一次出差到北京看望江老师,因南京不冷,去的时候只穿一件衬衫,而北京比南京冷很多,江老师和师母怕我受凉,一定要让我穿江老师的那件浅蓝色的夹克衫,于是穿着江老师的外套回了南京。江老师不仅关心我们,还特别喜欢和关心我们的下一代,记得2005年扈纪华主任、建国兄、杨海燕和我们一家与江老师一起游玩黄山和太平湖的时候,在太平湖上江老师与我女儿一起背唐诗,我女儿背不过江老师,还需要江老师点拨。

    江老师走了,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怀念。

    江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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