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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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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范忠信教授唁电

(2010/11/30 23:28:10)

 

痛心疾首送阿桂 

 

范忠信

   

三年前刚刚惜别郑定,四天前刚刚哀别蔡定剑,今天又不得不痛别陈桂明!苍天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莫此为甚!

人生最难堪的场景,就是生离死别,特别是要我们永别那些英年华韶、英姿勃发、英气逼人的友人。

阿桂,陈桂明兄,就是这样一位令我最不忍送别的友人,这样一位无血缘的至亲。接二连三永别挚友,洒泪滂沱,也唤不回他们;如今泪泉干涸,面对阿桂的亡灵,只剩下痛心疾首了。

三天前初闻噩耗,我在湖北孝感开会。夜不能寐,力疾披衣,数天上寒星;归而低吟,腹拟悼文。几次落笔,思绪乱极,半途而废。来到京师,旅居如家客栈,夜深人静,思绪方宁,勉强握笔,咽泪成文。

我和阿桂为西南政法大学80级甲大班同学,又是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84级同学,七年同窗共读,七年同炊共爨,我们手足情深。

在西南时,我们四年同学于歌乐山下,烈士墓旁。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同在东山大楼上课,同在一个英语班,一块儿复习考研,一块儿报考法大。

在法大,我们同住三号楼,一块儿在教学楼自习到深夜,楼管锁门后一块儿从一楼男厕窗户跳出。在蓟门校园,小月河边,我们互称“阿桂”、“阿信”、“阿栋”、“阿庞”,度过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三年好光景。特别是,阿桂主持《研究生法学》,我发表了有生以来第一篇学术文章,暴露了我那无知无畏的狂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价值与未来发展战略》。

在那期间,198575日,在法大教学楼204教室,我与“同村的小芳”举行了婚礼,阿庞(正中)、卫方做现场主持人,阿桂就是婚礼事务总经理。我给了阿桂100元钱,他和登山帮我买回了满教室数十人共享的水果、点心、香烟、香槟酒,竟然还找回了8元钱。这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幸福回忆的“92块钱婚礼”的由来。

毕业后,我分配到台湾所工作,住在西郊机场,阿桂、阿栋(徐国栋)、阿定(郑定)也是我在台湾所一楼值班室水煮大白菜、把酒论英雄的周末餐会的常客。那时我一人带着儿子在京,记得有两次因为周末进城开会,不得不把孩子带到法大二号楼(那时阿桂留校住二号楼,与郑秦兄对门)交给阿桂看管,他只好临时客串“托儿所所长”。

后来我到了苏州,与阿桂联系减少了一些。阿桂为了让我在苏州不寂寞,把他在苏州的朋友(中学同学)王克稳、吴庆荣介绍给我,于是我们经常在一起饮酒谈论的,又是我们共同的好友陈桂明!

后来十余年,我们虽南北远隔,但时常通话通信;偶尔回京,我也会到法大联合楼的国际教育学院办公室与阿桂畅叙,或在贵友酒家畅饮。2003年我们还一同受聘于海南一家高校,挂名兼职教授,同游海口,是为我人生第一次海南行。2004年,阿桂到中南开会,夜里匆忙造访我在小南湖边的寒舍,我们冬夜品茶,感叹在京师“居大不易”,感叹真正的学术凋零。

后来,阿桂到了《中国法学》,我们的联系更少了,因为我不忍让当主编的同学有更多的人情之累;但我们时常沟通的是无需语言的心灵。多年间,不断听闻阿桂的学术业绩和成就,时常引为骄傲,也经常向学生推荐阿桂的作品。

再往后,就是听说阿桂病了,是胰腺癌,十分震惊。屡屡打电话,但均不接听;发短信,也无回音。我理解阿桂当时的心思心境——他最不愿自己于病魔摧残下的惨不忍赌形象示于友人,最不愿让友人为他罔受的灾难而伤心,最希望在友朋心目中永远留下雄姿英发、风流倜傥的造型……

人生如梦,韶华易逝,生命的短瞬脆弱,屡屡见证。

阿桂走了,他与郑秦兄、周伟兄、刘黎明兄、郑定兄、蔡定剑兄一起,相会于一个永恒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相信会有另一种性质的永恒生命。

愿天宫以最隆重的典礼迎接阿桂!因为那里又增添了一颗耀眼的恒星!

他们走了,活生生把我们撇在了这个叫做“世界”的临时客舍里。不过,不管在这家客舍暂住多久,既然我们办理了“暂住证”,既然我们各自有扛包拉车的岗位,我们就得振奋精神,努力营生! 

 

20101130日于北京北太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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