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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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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恩师徐立根教授

(2008/2/17 19:33:32)

何家弘

  2008年1月24日午夜,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拿起话筒,听到师母肖老师那颤抖的声音——“徐老师他……去世了!”我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我才清醒过来,连忙穿上衣服,和我夫人一起驱车赶到北医三院。在抢救室里,我看到了安详地躺在急救床上的徐老师。我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因为就在那天下午我还在电话中和他谈论过下学期给研究生讲课的事情,就在三天之前我还和他一起到“第一城”参加了中国行为法学会的常务理事会,就在五天之前的教研室师生聚会上我还和学生们一起给他敬酒,就在十天之前的法学院“新春团拜会”上我还聆听他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就在两周之前我还请他为高检院渎职侵权检察厅编写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侦查”教材提供修改意见……

  徐立根教授于1925年9月出生于浙江江山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读完了省立高中,1943年考入国立厦门大学法学院,194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来,他又到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学习,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工作。在“文化革命”期间,他从“五•七干校”被调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人民大学复校之后便又回到了人民大学法律系。五十多年来,他主要从事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92年10月,鉴于徐教授为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贡献,国务院为其颁发了“对高等教育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证书。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媒体都曾经对他的成就和事迹做过专门的报道。

  我第一次见到徐立根教授,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学习法律,《犯罪侦查学》的课程就是由徐教授主讲的。在当时给我们授课的法学教师中,徐教授的身材显得格外高大,而且总是西装革履,颇有学者的“派头”。虽然《犯罪侦查学》只是一门选修课,但是同学们上课都很积极、认真。我想,这和教师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本科毕业之后,我很荣幸地成为了徐教授名下的硕士研究生。

  在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老一辈教师中,徐教授的外语水平是首屈一指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给前苏联专家当过口语翻译,后又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专家讲稿的中译本——《苏维埃犯罪对策学》(上、下册,1958年)。“文化革命”结束后,他重拾荒废多年的英语。经过数年的努力,他的英语阅读和口语交流能力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1984年,徐教授作为国家教委选派的首批法律访问学者之一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进修。在半年的时间内,他到美国各地考察了大学中物证技术学科建设和警察部门运用物证技术侦查破案的情况。这次美国之行为他后来在中国创建物证技术学科奠定了基础。

  1989年,徐教授向国家教委提出了在高等学校设立物证技术学学科的建议。经过论证,国家教委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决定从编写物证技术学教材开始实施,遂将《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中的“犯罪侦查学”改为“物证技术学”和“侦查学”两部教材,并委托徐教授担任这两部教材的主编。这两部教材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出版,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物证技术学》。该教材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使用,然后又陆续被许多高等院校采用。正是由于该教材的开创性和高水平,所以,其1990年的第一版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教委的“优秀教材一等奖”;其1999年增订的第二版又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二等奖”。这在国内的法学教材中是非常罕见的。1993年7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终于把物证技术学正式确定为法学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

  徐立根教授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他就亲自安排我们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侦部门和技术部门去实习,而且他本人一直保持与公安、司法实务部门的密切联系。正是在徐教授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经国家教委和司法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于1989年成立了全国综合大学中的第一个物证鉴定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服务中心”。一年之后,又经司法部批准,改为“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十多年来,这个鉴定中心不仅成为了我校教师和研究生的实践基地,也成为了社会上很有名望的鉴定机构。其中,作为第一任中心主任的徐教授,功不可没。他不仅领导中心的工作,而且亲自做鉴定,特别是笔迹鉴定。这些年来,徐教授亲自做过鉴定的案件已然不计其数,包括轰动一时的香港“世纪遗产争夺案”。

  谈到他亲手做过鉴定的案例,徐教授感慨万分地说道,鉴定人员的责任是很大的,轻则涉及当事人的钱财得失,重则涉及被告人的自由权乃至生命权,因此,进行鉴定必须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现在,有些鉴定人缺乏敬业精神,检验很不细心,难免做出错误的结论;有些鉴定人虽然结论没有做错,但鉴定书往往写得非常简单、过于抽象。徐教授经常对学生讲,鉴定书是一种证据,是供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使用的,因此,鉴定书既要记载检验中发现的特征,又要对符合的特征和差异的特征进行正确的评断和论证。这样才能让法官采信你的鉴定结论。鉴定人不能只是简单地告诉法官那结论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法官你是根据什么得出该结论的。

  徐教授给自己订立的工作原则是“精益求精,止于至善”。他告诉我们说,“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是厦门大学的校训,几十年来,他一直铭记在心。因此,他在对一些疑难案件进行鉴定的时候,往往废寝忘食,有时甚至会在半夜醒来时思考鉴定中的难题,并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工作台前用显微镜查看检材。

  徐教授在工作上追求尽善尽美,但在生活中却并不讲究,甚至有些“马马乎乎”。他常说,“知足者常乐”。他曾多此到外国旅行访问,享受过非常豪华的接待。但是,对他和夫人多年居住在人民大学校园内那套面积不太大的老三居室,他总是挺知足的,总是乐呵呵的。2002年,学校让他搬进世纪城的一套新居,面积增加了约一倍,这就更使他感到满足了。大概因为他的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了工作和事业上,所以他对生活条件的要求才比较低,而他的心情又总是那么愉快,那么开朗。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可知道,当我辛勤的鉴定工作有了结果,能为当事人讨回公道的时候,我的心情有多么高兴吗?那真是比吃什么山珍海味,住什么豪华别墅还高兴……

  徐立根教授走了。他走得那么突兀,但又那么安然。看着徐教授那安宁的面容,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我知道——

  徐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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