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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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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祖徐立根

(2008/2/17 19:25:02)

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

  1月25日下午,一个意外的消息让我半响没有回过神来——“徐立根教授昨晚去世了!”当我从何家弘老师那里得到确证以后,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

  徐立根教授是何老师的导师,算下来就是我的师祖,今年八十有三。当然,徐老从来不服老,如果您听说人大有一位八旬老教授骑自行车上班,那就是老当益壮的徐老了!我考人大博士那年,其中《侦查学》参考书就是徐老主编的,所以我知道他是中国物证技术学的奠基人,德高望重。面试时见到徐老,不禁讶异于他的健康:耳不聋、眼不花,气宇轩昂、声若洪钟,握着我的手刚劲有力。

  徐老早年毕业于国立厦门大学,后入华北大学和人民大学,并最终留在了人大任教。他是新中国第一部刑事侦查教材的主编者,也是“物证技术学”的创始人,在文检方面更是国内权威。他的一生,虽然不是跌宕起伏,但也颇富传奇色彩。俄语和英语俱佳的徐老,曾经先后担任苏联专家的助教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从最初继承苏联侦查学的衣钵,到学习美国先进的物证鉴定技术,再到建立与侦查学并列的“物证技术学”,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徐老以他的悟性、远见和执着的努力,开拓了新中国的侦查和物证技术学研究事业。当然,徐老更为外界所知的是在香港“世纪争产案”中担任遗嘱的鉴定专家,使两度败诉的被告龚如心最终获得了终审法院的公正裁决。

  徐老曾经说过,人民大学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对他的影响很大。而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徐老一生的写照。当记者问徐老鉴定工作有何“秘密武器”时,徐老给出了他的“三性三心”论,就是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复杂性和专业性,鉴定人员的细心、公心和责任心。这是他对鉴定的认识和态度。徐老执教半个多世纪,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至今仍在人大的三尺讲坛上勤耕不辍。时任人大法学院院长的曾宪义教授在徐老“执教半个世纪庆贺大会”上,动情地称他是“人大法学院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法学界的宝贵财富。”而徐老却认真地透露他还在着手进行的科研计划:撰写一部笔迹鉴定方面的专著、编写一本供法学院本科生使用的物证技术学新教材,以及对供研究生使用的第二版《物证技术学》教材修订出第三版。真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难怪何家弘教授感慨地说:年过八旬的老先生对工作有如此高的热情,我们年轻一辈怎能不深受鼓舞!

  徐老工作严肃而认真,做起鉴定来是铁面无私,而生活中的徐老,却是一个可敬而可爱的老头。徐老是浙江江山人氏,跟我也算是老乡,但是他一米八几的“海拔”一点不像我等南方人,除了有点乡音——不过,这倒是让我觉得倍加亲切的原因。有一次,教研室师生去九华山庄开会,在那里住了几天,我有幸与徐老夫妇分在一个两居室中,关起门来俨然成为“一家人”。也正是在那些“亲密接触”的日子,我感受到了徐老的乐观、豁达,甚至还有孩子般的天真。徐老说他骑车上班,每遇上坡都鼓着劲冲上去,把年轻人甩在后面,他就很得意。我丝毫不怀疑,以徐老的身体状况,活到九十岁很正常,一百岁也不意外!

  可能因为有了老乡这层关系,加之我曾经与徐老“过家家”一段时间,我与徐老变得特别投缘,有时聊起来就忘了时间。博士生期间我写过一篇关于鉴定制度改革的文章,去徐老寓所请教。那天早上,徐老师给我单独开了鉴定制度的课,足足讲了有两个多钟头,把鉴定制度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抽丝剥茧地梳理了一遍,并介绍了一些他办过的大案,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们的话题又转移到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的关系上,徐老一发不可收,不知不觉又讲了一个钟头。我忽然一抬头,看到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慌忙向徐老告辞。徐老却拉住我,一定要我吃点饺子再走,并且亲自下厨去下了一锅饺子。当时外面的风很大,屋里却其乐融融,我们象爷孙俩一样在家里吃着饺子,谈着浙江老家的一些事情。徐老还一个劲地说:“年轻人要吃饱啊。”

  徐老很热心提携我们年轻人,但也总是告诫我们要淡泊名利。全国推选美迈斯法学奖时,我想参选,就请徐老和何老师给我写了推荐。徐老的推荐信是用他遒劲的钢笔字写成的,满满的一页,让我很感动。后来,我的材料因主管老师的工作粗漏而未递交上去,我与美迈斯奖失之交臂。当我郁闷地把这一切告诉徐老时,徐老在电话中安慰我,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很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摆正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后来,他又专门找机会传授了他所奉行的“三乐三养”,即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平衡营养、注意保养、提高修养。他说,长寿的秘诀主要的就是要心态平衡,心胸开阔。当时我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徐老的谆谆告诫,后来参加工作,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才明白,这是何等的境界。

  博士入学面试,徐老是我的主考官,博士毕业答辩,徐老又是我的主考官。虽然我写的论文是他并不太熟悉的证人特免权问题,但他居然用了几天时间把我几十万字的论文看了一遍,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最后,我的论文以全优获得通过,授予学位时,徐老兴致勃勃地拉着我一起合影。我当时曾随口说道:“徐老师,照片出来之后,我给您送过去。”后来,因为自己忙于杂事加之懒惰,我一直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毕业后的那年国庆节,师门共聚庆祝徐老八十华诞,我因为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有事走不开,未能回京赶赴这次盛会,甚至都没能发一个贺电。我一直在想,等我有时间就把授学位时与徐老的合影洗出来,专程给徐老送去。如果有可能,我还想跟徐老学习一下文检技术,以结合自己的证据法学研究。当然,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了,也要给徐老送去。但是,我怎能想到,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徐老,居然就这么走了!

  徐老走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度过自己的三十岁生日。徐老的逝世,事先毫无征兆。我第二天才知道,他是在小区散步时,意外地跌倒,竟于不治。一时间,天南海北,徐老的弟子学生,都以悲痛的心情在传递着这不幸的噩耗。《检察日报》约我写点文字,我想,任何的文字,其实都无法表达我心中的难过和遗憾。对于徐老,我怀着深深的歉意!我希望,这张迟来的照片,可以寄托我的思念之情:尊敬的徐老,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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