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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实习报告]袁如心: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实习报告(三)

(2013/12/24 10:47:12)

    不经意间,烈日已被寒风带走,绿荫也让霜雪取代,我在维也纳半年的实习也即将画上句话。这异国他乡的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承载了我深深的依恋。回想着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历,这半年来的成长,太多的感触萦绕心间,似乎无论如何表达,都显苍白。只能尽力地,记录下这里的点点滴滴。

    一、工作

    我实习的部门是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简称UNODC)的腐败与经济犯罪部门(Corruption and Economic Crime Branch,简称CEB),工作主要涉及反腐败领域,围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简称UNCAC)进行。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下,UNODC制定了一系列全面的反腐败措施,涉及预防措施、定罪与执法、国际合作、资产追回、技术援助与信息交流等各个领域;而在每一个领域下,又采取了针对不同主体的各种具体措施,以保障公约的全面实施。例如针对青少年的教育,对法官、检察官独立性的评价标准,对私营部门的培训、监督等等。也正是由于措施的全面性,使得我接触的工作也更加多样化。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我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1)协助审议缔约国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三章与第四章的履行情况;(2)对与反腐败相关内容进行的法律研究,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其他国际性反腐败公约的对比,Police Integrity, Leadership Code等领域的背景研究;(3)文本翻译工作,如E-learning Tool课程的翻译校对、审议蓝图的翻译、政府文件的翻译等;(4)完善与充实反腐败资料库,如对ACAD(Anti-Corruption Academic Initiative)的现有资料进行阅读并归类,以及寻找新的相关资料等;(5)UNODC出版物的整理、校对工作;(6)协助UNODC针对特定对象培训内容的资料整理与总结工作。

    这些工作的完成需要阅读许多资料,例如为了更好地协助公约审议工作,我阅读了多个国家的国别审议报告,这些报告不仅表现出了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水平、法律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差异,更反映出了各国在履行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如机构间协调欠佳、现行法律法规的不足、实施资源有限等)与所需的援助(如良好做法的交流、示范立法、反腐败专家的指导与培训等)。除此之外,通过阅读国别审议报告,还能总结得出公约审议的关键与细节。如各国法律中定义的“public official”的范围,小额的“facilitation fee”是否也可入罪等问题。记得有一次在阅读某一国别审议报告时,注意到该国对“窝赃”的规定:“根据社会传统,家庭成员之间帮助窝赃的可免于刑事处罚(exempt from punishment for commission of the concealment crime)。”当读到这一规定时,我做出的comment仅仅针对这一规定本身的合理性与对公约的符合性,但当阅读了专家的审议后,才发现自己考虑的范围仍然狭小。专家在comment中发问,这一规定究竟仅仅是punishment的例外(an exception only from punishment),即可被公诉(prosecuted)但不可被处罚(punished);还是也完全免于公诉(exempt from prosecution)?如果也免于公诉,是否意味着家庭成员窝藏罪赃所得的收益(the proceeds concealed by closed relatives)不能适用于没收等刑法救济手段?这样的分析不仅考虑到了本罪,还考虑到了本罪对他罪的影响,这样有深度和广度的思维方式让我获益匪浅。

    由于反腐败领域涉及的面很广,不仅涉及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等多个主体,还涉及预防措施、定罪惩罚、国际合作等内容,因此接到的撰写研究报告工作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包括青少年的教育,公职人员的培训、警察的廉洁性、公职人员的财产公示、国际公约的对比等等内容。也正是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对于这些自己以往较少涉足的话题开始渐渐了解,对反腐败领域中现有的做法、有效的措施与面临的挑战有了更全面地了解,也更加体会到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所用术语、覆盖范围、规定措施等的理由与意义。

    除知识的获取外,这些工作更给我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例如在整理ACAD资料库时,我的工作是阅读现有资料,了解其内容后将之归类到相应的与反腐败相关的议题中,如“腐败原因”、“预防措施”、“国际合作”等,以便资料的便捷使用。而在许多资料中,都运用了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腐败:通过设计实验,模拟现实条件,根据做出的假设,改变单个或多个变量,最后运用数学、统计等方面的知识,分析实验结果,验证假设的正确与否。例如,高薪是否能养廉,聘用更多女性职员是否有助于预防腐败,分权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腐败等问题,都有学者通过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于我而言,从未想过腐败的问题可以运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研究。相较于传统的实证研究,这种方式固然有其不足,但其优势在于:一方面,完全的实证研究方式会受到时间、地点与成本等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实验研究能更准确地控制变量,可与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方法形成互补。然而,由于知识结构、专业背景等因素的限制,各个学科学者们的研究方式大多会受到限制,例如法学研究中,较少运用数学、统计等领域的研究方法。而学科之间的界限在如今已越来越模糊,跨学科思维方式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学科之间研究方法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也能有助于研究更加全面与深入的进行。

    在联合国的实习工作中,我最大的体会当属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在实习期间,维也纳联合国城召开了一些反腐败的专题会议,而这些会议最重要的目的是提供各国沟通交流的平台。各国代表会就一个问题陈述本国在此领域存在的缺陷、成功的经验、发展的方向与寻求的援助。国家其实也像放大了的个人,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如何学习他国的优势,改变自己的劣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沟通与学习。而在沟通的过程中,各国也进行着相互博弈妥协,最终形成能被普遍接受与认可的国际标准。“No one is an island”这句话,在这里的工作中得到反复验证,而如何加强沟通与交流,不光需要联合国的努力,还需要各国的全力支持与积极配合。

    二、交流

    一开始,交流对于我来说真的不那么容易。一方面,由于第一次出国,英语的驾驭仍不够灵活;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交流中的许多名词或者话题我都非常陌生。拘谨与无所适从,是我那时最大的感受。这样的感受给了我不小的压力,也正是这样的压力,给了我阅读与学习的巨大动力。在聆听他人后,即使不能全懂,我也会记录下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阅读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渐渐地我发现,这些阅读奏效了,原先的无所适从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自如的交流,而阅读本身,也从“任务”变成了“乐趣”。

    交流的障碍一克服,信息的大门就被打开。部门的同事都来自于世界各地,因此不管是哪一区域哪一领域的问题,都能找到对此有深入了解的人。例如德国大选期间,来自汉堡的Alex就向我们展示并翻译了德国各党宣传的视频;乌克兰拒绝与欧盟签订协议的新闻一出,大家都向来自乌克兰的Olga请教……而这样的沟通,往往能提供许多新颖的思路与耳目一新的观点。例如,几个月前土耳其取消禁止妇女在学校、政府等公共场所遮面的禁令,这在大多数人看来,大概都是民主与自由的进步之举,这也是BBC,CNN等主流媒体的观点。然而当我问到土耳其女孩Cagla时,她却显得忧心忡忡。Cagla虽是土耳其人,但并不信仰伊斯兰教,是土耳其的少数派,她告诉我,先辈通过斗争好不容易将土耳其从政教合一变成了由宪法确定的世俗国家,而现在的政府却正通过各种措施回到伊斯兰国家。一方面,在土耳其,许多女孩并不愿意遮面,而是父母强迫;另一方面,这一禁令存在时,在学校、政府等公共场所,大家均不被允许遮面,就不那么容易知晓谁不是穆斯林。然而禁令被取消后,穆斯林可以很容易地识别非穆斯林,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且部分极端分子视非穆斯林为异端的土耳其,对于不遮面的非穆斯林而言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听了她的解读,让我对这个法令的取消不再那么乐观,也让我明白了,看似民主与自由的措施,可能会损害了一部分人的人身甚至生命安全。

    UNODC实习生的办公室都统一安排在十一层,大家在不同部门工作,工作的内容多种多样,如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毒品犯罪、文物追回、人口贩卖等等。休息的时间,大家会相互交流工作内容,如俄罗斯的Tatiana在研究毒品犯罪时,会告诉大家各类毒品在各个地区的价格;意大利的Anna在研究文物追回时,会告诉大家在这方面的国际公约与各国法律的缺陷……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思路被扩宽,视野被打开,也越发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太少,需要学的太多太多。

    交流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充知识面,同时在于消除误解。聊天时发现,不同地区,即使相邻,大家相互了解的程度也非常有限,了解的内容也十分单一。例如大家对中国的了解大多只有经济的飞跃,而几乎所有的人在得知我来自中国后,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计划生育;类似的情形还有:问德国人的问题必然与二战和希特勒有关,问日本人的很多都关于Sushi。这些认识固然典型,但也不乏偏见与误解。例如大家对中东地区都或多或少抱有一丝恐惧,然而来自约旦的Tamara在介绍中东地区的情况后,大家对中东地区有了很大的改观;而我在向大家解释计划生育、政治体制等问题时,也查阅了许多资料,以使我的解释更全面、更客观、更有说服力,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也更加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国家。

    三、生活

    在这半年的异国生活中,困难不少,欢笑更多。常常觉得自己特别幸运,遇到困难时,总能获得各种各样的帮助:当我看地图时,主动问我是否需要帮助的公交司机大叔;在我看不懂超市标签时,不懂英语但帮我热心比划的老婆婆;得知我不懂德语后,帮助我进行手机充值的杂货店阿姨……记得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我住的区域突然出现了很多警察,还在查一些路人的身份证件,而这样的情形在之后的几天都是如此,让我不免有些心慌,电影里逃犯和恐怖袭击的情节在我脑海中反复循环。我忐忑地搜索着新闻,急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由于不会德语,许多本地的新闻无法阅读,自然无所收获。怀着惶恐与不安,我询问了维也纳实习生Stephan,最近我所住的区域是否有事发生。得知我的疑虑后,他帮我查找了许多新闻网站,告诉我最近并没有任何关于暴力、袭击这类的新闻,还帮我推测,这可能是由于这一区的政府刚刚换届,而在上一次的民意调查中,该区居民反映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一区的流浪汉;同时,这一区也想引进更多的商业投资。新政府很可能想通过此举塑造良好形象,获得民众支持,并得到经济收益。听到这样的答案后,我顿觉释然,在之后每次看到该区巡逻的警察时,也不再紧张惶恐,而是安全感倍升。

    来之前,在家里专门学了一阵做饭,但到这里之后,发现许多调料都不好找,超市的德语标识也不认识。室友在知道我的问题后,常常拉我一起做饭,烤鸡、千层面、牛排……然后便一起享受美食,配上小杯红酒,开始天南海北地畅聊。舞台剧演员Polina会讲到维也纳的文化保护、自己的艺术理想,建筑设计师Gitti会谈到环保的设计、自己的生活理念……记得有一次,我讲到中国的饮食,提到我们讲究新鲜,所以超市里除了冷冻肉之外,还会有活的鸡鸭鱼等。开始她们觉得挺血腥,后来聊着聊着,她们的结论出乎意料的变成了我们的吃法更“honest”:在奥地利甚至欧洲其他国家,她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活的鸡鸭,都是超市密封好的已经去头去尾的冷冻肉,早已忘记了它们也曾经鲜活。这样新颖的解读着实让我意外。

    在这六个月的时光中,从最初拿着地图都抓头,到熟门熟路漫步于维也纳的大街小巷,跟这里的朋友一起“explore the city”,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在这里成长的路。在这条路上,有太多的不同,文化上的、观念上的、生活方式上的……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沟通、交流、互助、合作的重要,让我们不再止步于井底。在维也纳联合国城的广场上,飘扬着世界各国的国旗,风一吹,国旗就相互轻拍,仿佛在握手。让我不禁期待,现实中,国与国、人与人的交流与合作也能如此紧密与顺畅。

袁如心
2013年12月23日于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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